赵当世疑道：“照此说来，效仿刘国能，恐是最顺朝廷的举止了。”
与曹文诏之辈分歧，左良玉不是只会领兵兵戈的二愣子，实际上很有些夺目的脑筋。只这几年时候，他仰仗着本身的兵马与声望，在河南、湖广、陕西等地建立起了庞大的权势收集。不但节制了很多要隘堡寨，私收税费，更添置了无数财产，触达茶社、当铺、钱庄乃至赌坊、青楼、私矿等等三教九流诸多行当，赢利巨万。
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，即便招安，手腕与心机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很多。
昌则玉接着说道：“而‘顺朝廷’，无他，关头在那一个‘顺’字。朝廷以招安为驯暴之术，我营亦可借之反为冬眠之道。”
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照应，加上薛国观、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，一番会商后，“面谕剿抚原该互用”以及“岂有他来投降，便说一味剿杀之理”等结论已成定局。张献忠接管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