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礼拜告终的，被一群兵们摧毁。子英在乡间，没有事；德清适值在城里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。他大怒了。天然，这是很有些痛的，怪他不得。他大怒以后，脱下衣服，照了一张照片，以显现一寸来宽的刀伤，并且做一篇文章论述景象，向各处罚送，鼓吹军当局的残暴。我想，这类照片现在是约莫一定另有人保藏着了，尺寸太小，刀伤缩小到几近即是无，如果不加申明，瞥见的人必然觉得是带些疯气的风骚人物的赤身照片，倘遇见孙传芳大帅，还怕要被制止的。
“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甚么？是谁的？”
他身后一无统统，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。有几小我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，因为一经发起，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，——实在还没有这笔款，——大师感觉无聊，便无形消逝了。
“这不是股本……。”
不过爱农获得了一种新动静，却使我很难堪。本来所谓“诈取”者，并非指黉舍经费而言，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。报纸上骂了几天以后，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。因而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集会来，第一个题目是：收不收？决定曰：收。第二个题目是：收了以后骂不骂？决定曰：骂。来由是：收钱以后，他是股东；股东不好，天然要骂。
别人倒还不打紧，第一个焦急的是我的母亲，叮咛我不要再出去。但我还是还是走，并且申明，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，他固然绿林大学出身，而杀人却不很等闲。何况我拿的是校款，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，不过说说罢了。
他又奉告我现在爱喝酒，因而我们便喝酒。今后他每一进城，必然来访我，非常熟悉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成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尔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亲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：
但是事情很刚巧，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。爱农也很同意，但颇苦楚，说：
“或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，拆开来一看，是鲁迅来叫我的。”他经常如许说。
“你还不晓得？我一贯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”
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满眼是白旗。但是貌虽如此，内骨子是还是的，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构造的军当局，甚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，钱店掌柜是军器司长……。这军当局也到底不悠长，几个少年一嚷，王金发带兵从杭州出去了，但即便不嚷或者也会来。他出去今后，也就被很多闲汉和新进的反动党所包抄，大做王都督。在衙门里的人物，穿布衣来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抵换上皮袍子了，气候还并不冷。
“何必推举呢？天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。”他说。
第二天打捞尸身，是在菱荡里找到的，直立着。
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“忍心害理”，灼然可知。至于这一名“纪常郑绩”先生的意义，我却还是不大懂，或者像是说：这些事现在能够不必学，但也不必说他错。
“景象还是不可，王金发他们。”一个客岁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，慷慨地说，“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。不过建议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另有一个是子英先生，一个是德清先生。为社会，我们晓得你决不推却的。”
“老迅，我们明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
现在不知他独一的女儿情状如何？倘在上学，中学已该毕业了罢。
因为想寻几张插画，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汇集了很多质料，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。如光绪己卯（1879）肃州胡文炳作的《二百卌孝图》——原书有注云：“卌读如习。”我真不解他何故不直称四十，而必须如此费事——即其一。我所反对的“郭巨埋儿”，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，已经删去了。序有云：